《中国证券》| 方风雷：中国移动上市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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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 方风雷：中国移动上市那些事儿
《中国证券》| 方风雷：中国移动上市那些事儿
2024年5月5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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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风雷，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并获颁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课程证书。现任厚朴投资创办人暨董事长。
曾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多家地区性公司任职，历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副总裁、中银国际控股首席执行官和工商东亚金融控股首席执行官、中国证券业协会理事（2007年1月－2017年6月）、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
过去二十多年间，在资本市场多个重大交易项目的开发、结构设计和监督执行方面拥有广泛经验，包括中国电信收购香港电讯股权，中移动、中电信、联通、网通、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首次公开招股，以及电讯盈科收购香港电讯和中海油收购尼日利亚油田等重大并购项目。曾是《亚洲金融》杂志评出的“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十大领袖”之一，并获《欧洲货币》杂志颁发“亚洲金融服务发展杰出成就”大奖。美丽中国理事会理事、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和肯尼迪艺术中心国际委员会委员，河北端村学校和甘肃伏羲学校创办人。
*该文出自《中国证券》2018年第12期“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资本市场28周年”专刊，中证协于2019-01-10发布
一、石上三年
日本有句俗语：“再冷的石头，坐上三年也会暖。”中国移动上市就是一个“石上三年”的故事。从1994年10月24日中金公司成立到1997年10月23日中国移动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前后恰近三年。
1994年，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成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签约仪式。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兼任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在第一次董事会上定下目标，要把中金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世界级投资银行，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树立一个样板。
1994年10月24日，中金公司成立签约仪式，左起为金立佐、汤世生、张宏久、林重庚、Harrison Young、方风雷
万事开头难。投行是个靠业绩说话的行业，没有过往的成功案例，很难说服客户将动辄上亿的上市项目托付给初出茅庐的中金。当时我在中金公司任副总裁。有一天，我列了一个潜在项目清单，向岐山董事长汇报。他接过单子看了看，没有发表意见，却给了我一本户川猪佐武写的《田中角荣传》。两个星期后，他问我书看了有什么心得。我回答：“要像田中先生那样，做事情就要做大事情，做大事情就要有‘石上三年’的精神。”岐山董事长说：“对，小项目不用着急做，要做大事。中金的使命是推动国企改革，以此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岐山董事长的话指明了大方向。于是，把手头项目放到一边，先去“西天取经”。中金股东摩根士丹利为我安排了纽约和伦敦的学习考察。在伦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推动的国企股份制改革（他们叫私有化）。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国家电力（National Power）等相继完成，英国经济重现生机。在纽约，我观察到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注重行业概念，喜欢说“故事”，先从行业说起，再落到具体公司层面，这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如今在投资界十分普遍，但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个概念。
行业当中，国际资本市场似乎对电信业颇感兴趣。仅1994、1995两年，全球就有包括葡萄牙电信、西班牙电信、丹麦电信、挪威电信在内的20多家大型电信公司相继登陆资本市场，受到国际投资者追捧。上市给这些电信公司不仅带来了相当可观的资金，而且完善了公司治理。回国后，我将在欧美资本市场的见闻向岐山董事长做了汇报。
二、电信业改革突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电信体系和邮政体系均归邮电部统一管理。当时百业待兴，电信业也正处于大发展阶段。1990年，全国固定电话覆盖率只有1%，在“八五”期间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全国邮电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2,109亿元，是“七五”期间的14倍。发展的背后是巨大的资金需求。当时国内资金匮乏，而在利用外资方面，电信业仍是一个禁区。
一个推动中国电信行业重组并在境外上市筹资的想法渐渐形成。岐山董事长与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就此设想进行了探讨。走境外上市这条路，不仅可以引进外资、获得长期资本，还能推动电信行业市场化改革。吴部长对此十分支持。电信业在这轮国企改革浪潮中走到最前列，吴部长的魄力和远见起了很大作用。
对中金公司而言，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是在国际资本市场的首次亮相。我跟摩根士丹利方面谈了四次，邀请他们参与这个项目，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他们看来，中国当时只有“邮电部”，连上市主体都没有，谈何上市？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放在成功率更高的广东电信发债项目上。
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做德国电信私有化项目的高盛闻讯而来。时任高盛全球首席运营官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对此事十分重视。在高盛欧洲和亚太区联席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积极推动下，高盛团队很快与中金展开合作。他们还派来了一员干将——欧洲股权资本市场业务主管迈克•埃文斯（Mike Evans）。德国电信与中国电信有不少相似之处。德国的邮电系统最初也是由国家经营的庞然大物，一度拥有50余万行政人员。1989年7月，德国邮电部门开始实施改革，经历了邮电分设、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造等步骤，甚至牵涉国家法律的修订。整个过程历时八年之久。
“境外上市”对当时的许多人而言是个陌生的概念。1996年11月，德国电信在法兰克福、纽约、东京三地同时上市。我建议高盛安排中国邮电部代表赴法兰克福交易所观摩整个上市仪式。邮电部香港天波公司董事长石萃鸣、总经理陈兆滨、副总经理李平参加了这次考察。高盛全球总裁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专程赴德国接待了中国邮电部代表团，并且详细介绍了德国电信上市始末。上市融得的资金令德国电信的资产负债表大为改观，而且，通过重组上市，德国电信改变了运作机制，实现了市场化转型，成为一家真正的商业机构。法兰克福之行是邮电部代表们第一次与国际资本市场近距离接触，令他们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代表团回国后不久，我建议举办一场更加深入的研讨会，对境外上市做一个系统全面的介绍。研讨会在海南三亚召开，共有60多人参加。邮电部邀请了全国各省市邮电管理系统的局长和相关财务人员参会。会议由约翰•桑顿主持，高盛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也出席了会议。从最基础的为什么要上市、上市有什么好处、上市有哪些方式讲起，高盛重点介绍了德国电信上市经验，包括重组结构设计、会计处理、招股书撰写、全球路演等等。他们还请来了德国电信的财务总监介绍经验，并特地安排了两名翻译，先从德语翻成英语，再从英语翻成汉语。研讨会为上市工作做了进一步铺垫。
同时，中金和高盛团队为邮电部“量身定制”了一套上市方案。邮电部在香港成立了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的前身）作为上市主体。当时它只是一个空壳，装入什么样的资产，是决定上市能否成功的关键。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建议注入正在兴起的移动通信业务。这块业务具有高成长性，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预计将受到国际资本市场青睐。我们聘请了国际知名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安达信咨询【安达信咨询于2000年更名为埃森哲（Accenture）】对十年后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规模做了预测。当时全国移动用户只有1,000万。安达信预测十年后这个数字将翻10倍达到1个亿。大家对这个数字半信半疑。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太过保守的估计。2007年底中国移动用户数是十年前的50多倍，达到5.47亿。这种超乎想象的增长速度就是中国奇迹。
我们还提出了一个“靓女先嫁”的方案：将个别发达地区的移动资产率先剥离出来上市，未来可视情况再慢慢将其他省市的移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一来，整体剥离移动通信资产难度太大，电信业总体采取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大部分省份的电信业务归各地邮电管理局管，若各省逐一推动，进度太慢。二来，避免了因各地发展不平衡，一些落后省份拉低整体资产估值的问题。三来，上市后陆续注入资产也给投资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个方案得到了邮电部高度赞赏。邮电部决定将广东和浙江的移动通信业务列为首批上市资产。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移动通信业务起步得早，用户数量占全国市场的30%。
上市方案上报了国务院，朱镕基副总理批示同意。1997年8月10日，根据朱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就中国电信（香港）境外上市问题，约请了国家计委、财政部、邮电部、外经贸部、税务总局、土地局、港澳办、证监会、国资局、外汇局和建设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并最终正式通过了上市方案，同意邮电部将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移动通信资产注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将其25%的股份在香港和纽约两地上市。根据方案，资产分批注入，广东和浙江为第一批，江苏待上市后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