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为什么是应对百年变局的压舱石(温铁军)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三农问题专家,乡村振兴的倡导者。他曾在基层插队11年,后来参与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他获得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并在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担任要职。他反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普世化,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³。他提倡文化振兴乡村,重视在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
为什么中国要把三农工作当成头号工作来抓?
这是一个好问题,三农问题的提出者是温铁军教授,他对三农工作重要性的评价也是我读过的学者里面最高的。他认为,人类社会转向生态文明必须依赖的「正外部性」,而三农是这种正外部性的最大来源,三农也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最后载体。
这事,在历史上已经验证过好几次了。温铁军写过一本书叫《八次危机》,其实梳理了新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过的9次经济危机,他的结论是,每次中国只要能够动员广大农村去分担经济危机的成本,就能实现软着陆,让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
我来给你讲一讲温铁军所梳理的,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是如何借助三农资源,快速消除恶性通胀,并且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供你参考。
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攒下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想不挨打就得摆脱落后,想要摆脱落后,那就得发展工业,而工业聚集的地区会形成城市,所以,在当时,现代化的普遍定义就是工业化+城市化。
但工业化是需要先有原始资本积累才能够启动的,启动之后还得不断地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当时的中国资本和技术能力都不具备。
1949年刚建国的时候,新中国很穷。工农业生产总值才456亿元,其中农业的产值又占了绝对的比例。国民党撤往台湾的时候,又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的黄金储备。整个大陆市场还陷在民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胀里,私人资本也不愿意投资实业,都去囤积粮食棉花。
而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问题都已经解决掉了。中国在当时确实完成了工业化初期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的阶段。而放眼全世界,原住民人口超过一亿的发展中国家有5个,只有中国完成了这件事,没有掉进发展中断的陷阱。
这笔工业化的启动资本怎么来的呢?中国又不搞对外殖民掠夺。1950年以后,苏联阶段性地援助了我们一段时间。但没几年就中断了。中国得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就是借助了乡村这个海绵社会。无数的农户小经济就像海绵的无数小孔洞,吸纳了城市资本制造过程产生的负外部性。
这事是怎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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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946年开始,全国的解放区就前后开始启动了土地改革,也就是以村为单位,把本村的田地平均分给全村的村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新中国的土改在建国之后的1953年基本完成,从贫农到富农再到地主,平均每人都能够有三四亩地,每个农民自己种出来的粮食,当中有五六十斤要当成公粮交税,剩下的就都归自己。这个税率其实还挺重的,大概20%。
那土改这个动作跟工业化积累有什么关系呢?温铁军说,当时参与土地改革的全国农民占到总人口的88%,中国一进行了土改,这九成的人不但自己养活自己,还通过交纳公粮,解决了12%的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当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九个农村人给一个城里人搞饭吃」,这就等于腾出了价值剩余,替这一个城市人来承担发展工业的风险,同时让他无风险地享受工业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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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中国还采取了「用成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来替代资本」这样的政策。
比方说,1950年中国财政仍然很困难,但又需要修建新的铁路。于是,就让解放军部队承担起了修建职责。当时修建宝天、天兰、天成、成渝四条铁路线,原本需要的工费相当于3.8亿斤小米,但因为兵工参与修路,施工费节省了接近一半。
这之外,1949年的中国还遭遇了大面积水灾。所以1950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个过程也通过组织投入劳动力来降低资金投入成本。因为水患发生的地方,很多农民失去了耕地变成了灾民,需要救济,那就以工代赈,让灾民们也来参与河道治理工程,换取赈灾粮食的回报。
1950年起的三年里,直接参与这类工程的普通民众达到2000万人。灾民们也乐意,因为修好了河道,农田就不造灾了,灌溉面积还变大了。三年下来,中国因为修建水利而增产的粮食年产量达到了几百万吨。
除了修河道,政府还动员农民们发展副业,比如说捕鱼、编席子、织麻袋,用来换取救济粮。这些动作本身是帮受灾的农民纾困,但同时,它对城市的作用更大:
一方面,增加了城市里民生物资的供给,遏制了城市的投机和通胀;另一方面,促进了人民币下乡并且沉淀下来,降低了城市里的流动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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